《中国智慧》作者认为易经充满变革精神是没有问题的,但认为“变是好的,不变是不好的,能够变是好的,不能变是不好的”,又是对《易经》变化思维的严重误导和歪曲。《易经》精髓是变,但《易经》的变包括从坏变好,也包括从好变坏,变本身无所谓好坏,不能把变都理解向好的方向变化,变都是好。
人都是要变的,从腐败变成清廉是变好,但从清廉变成腐败就是变坏了,如何能说变就是好？人从有病到无病是好,但从健康变有病,如何能说变就是好?
《易经》的变易充满了变数,变化本身的好与坏也要放在具体时空、环境和条件中,同一个变化,在此时可能是好的,在彼时可能是坏的,如何能说变就是好？不变也不一定不好,不易就是不变,不易也是易经三宝中的三易中的一易,一指万事万物在某个时空某个阶段也会有某种不变的东西,二指变化本身是永恒不变的。因此,所谓“变是好的,不变是不好的,能够变是好的,不能变是不好的”,这不是易经思维。
又如,《中国智慧》把忧患精神说成是易经的基本精神之一,认为“易经充满忧患”,“周人的特点就是忧患”。其原因据说一是因为周人是农业民族,二是因为周的胜利来到太快,“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底色就是忧患意识”②。这可能也是一种误读。易经产生过程有几千年,作者也非一人两人,非周文王和周公—-两人所作,其中个别作者在经历一些重大危机事件时,可能会产生忧患意识,但说忧患意识是几千年中整个易经的基本精神,可能就不合易经本来面目。
《周易》确有许多地方表现出作者为西周王朝衰败而忧虑忡忡的心情。
《易传·系辞下》作者对于《易经》作者不安心情深有所察,因此说:“易之兴也,作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在《易传》看来,这两个都是疑问句,并不能肯定的东西,《易经》作者的意图在于,通过以危辞提醒当时的统治者,使其惊觉和猛醒,希望他们能够转危为安。这就是说,易经的忧患意识只是特指针对某种危险的苗头而言,而不是总要人们处于忧患意识之中。对作《易传》的儒家来说,这种忧患一者可能反映的是周文王被拘七年的一种忧患之情,其二反映的是儒家对当时礼制破坏的一种忧患意识。说易经和易传有忧患意识也不差。
但《易经》中也有大量指示人们应有“不忧”精神的。比如,需卦讲君子以饮食宴乐,比卦有心怀诚信与人亲比之乐,泰卦有使人感觉天地通泰之翩翩之乐;有先哭后笑之同人之乐,大有卦则向人们展示富有文明的大丰收之乐,随卦则讲人们身处“有孚在,道以明"情境时,有“用亨于西山”之乐。《易传·系辞下·六》在讲了易经作者似乎有忧患意识之后,又紧接着举了履、谦,复、恒、损、益、困、井、巽等九卦,来具体说明如何防止忧患,超越忧患,指出人们如果做好了品德的修养,比如保持君子的谦德,善于修正自己的错误和过错,即使身处困卦所说的困境,也能不忧。《易传·系辞上·四》又说,“乐知天命,故不忧”。因此,易经的基本精神,不应当是让人生在忧患意识的阴影下度过。（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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