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实际上是向印度佛教的对立面发展，他们呵佛骂祖，比如道鉴(慧能六世法孙，唐末865年死)教门徒不要求佛告祖(达摩等)，说：“我这里佛也无，祖也无，达摩是老臊胡，十地菩萨是担屎汉，等妙二觉(指佛)是破戒凡夫，菩提涅架是系驴橛，十二分数(十二部大经)是鬼神簿，拭疮疣纸，初心十地(菩萨)是守古冢鬼，自救得也无。佛是老胡屎橛。”又说：“仁者莫求佛，佛是大杀人贼，赚多少人人淫魔坑。莫求文殊普贤，是田库奴。可惜一个堂堂丈夫儿，吃他毒药了。”这样咒骂还可以找到不少。这简直比佛教最狠毒的敌人咒骂还要狠毒，咬牙切齿之声，宛然可闻。说它是向佛教的对立面发展，难道有一丝一毫的歪曲吗?这哪里还有一点印度佛教的影子?说它已为中国思想所同化，不正是恰如其分吗?
——季羡林：谈佛论道
季羡林，中国著名的佛学大师，他对佛教的研究深入骨髓，对禅宗的理解更是独树一帜。然而，他却曾说过“禅宗走到了佛教的对立面”。这句话似乎有些让人费解，毕竟禅宗是佛教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相辅相成，而非对立。那么，季羡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点呢？这需要我们从禅宗和佛教的本质出发，去探究其背后的原因。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禅宗和佛教的基本定义。禅宗是佛教在中国发展出的一种流派，强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核心理念。而佛教，源自印度，是一种宗教和哲学体系，主张因果律、轮回、涅槃等观念。从这个角度看，禅宗和佛教并无本质的对立，而是佛教在中国的不同表现形式。
然而，季羡林所说的禅宗走到了佛教的对立面，并非指禅宗和佛教的本质对立，而是指禅宗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偏离佛教原旨的倾向。这种倾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过于强调个人体验，忽视理论学习。禅宗强调的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就要求修行者要有敏锐的觉察力，能够直接观照到自己的本性。这种直接观照的方式，虽然可以让人在短时间内获得深刻的觉悟，但却忽视了理论学习的重要性。佛教的理论体系是非常丰富和复杂的，如果仅仅依赖个人的体验，而忽视了理论的学习，那么就可能走入歧途，甚至背离了佛教的原旨。这种观念使得禅宗在理论上与佛教的主流教义产生了分歧。佛教的主流教义认为，解脱需要通过修行和实践，而禅宗则主张直接的觉悟。
二是过于追求个人的解脱，禅宗虽然强调的是个人的内心体验，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社会的责任。佛教的根本目标是为了解决众生的痛苦，推动社会的和谐和进步。
三是过于强调即刻的觉悟，忽视了长期的修行。禅宗的修行方式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就要求修行者要有即刻的觉悟。然而，真正的佛法修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才能逐渐达到觉悟的境地。如果一个禅宗修行者只追求即刻的觉悟，而忽视了长期的修行，那么他也就走入了佛教的对立面。禅宗强调的是直接的体验和感知，而忽视了传统的佛教修行方式，如禅定、念佛等。这种实践方式的变化，使得禅宗与佛教的主流教义在实践上产生了疏离。
四是禅宗的组织结构。禅宗的形成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组织结构和制度，如堂主制度、师徒关系等。这种结构使得禅宗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佛教的传统组织，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化现象
季羡林说禅宗走到了佛教的对立面，并非是否定禅宗的价值，而是希望禅宗能够回归到佛教的原旨，成为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禅宗应该强调理论的学习，关注社会的责任，坚持长期的修行，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禅宗的价值，为佛教的发展做出贡献。
因此，我们在理解季羡林的言论时，不能简单地将其理解为对禅宗的否定。我们应该看到，禅宗与佛教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对立或一致，而是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禅宗的存在，既对佛教的主流教义产生了挑战，也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总的来说，季羡林的观点并非是对禅宗的否定，而是对禅宗发展的一种关切和期待。他希望禅宗能够回归到佛教的原旨，成为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修行者应该深思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在继承和发扬禅宗的精神的同时，又能符合佛教的原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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