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简王十年（前576年），宋国发生了内乱，司马荡泽在国君宋共公薨逝后，弑杀了宋国的正统继承人——公子肥，想趁机削弱宋国公室大宗的实力，借机为自己的荡氏家族攫取更大的权力和地位。当时的宋国执政、右师华元因为势单力薄，无法对抗包括荡泽在内的同属‘桓族’（宋桓公后裔）的卿士家族，因此虽有讨伐荡氏之心，却自感无力改变局面，于是在暗自揣度后主动放弃了卿位，离开国都商丘，准备流亡到晋国去。
华元流亡后，宋国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等五位卿士（都是桓族成员）晋国仔细商议后，认为华元此去有可能说动盟主晋国出兵干预宋国的内乱，借助晋国的力量来讨伐桓族，到那个时候全体桓族可就麻烦了；因此鱼石便亲自去追赶已经离开商丘的华元，并在大河岸边追上了即将渡河的华元。
追上了华元后，鱼石请华元回去共同处理公子肥遇害后的善后事宜，更立新君；还同意了华元的‘讨伐弑君乱臣荡泽’的要求；而得到鱼石承诺的华元这才打消了流亡晋国的念头，与鱼石一起返回国都商丘，以宋国右师的身份重新弄主持国政。
回到国都商丘之后，华元立即联络了宋国司徒华喜和司城公孙师（这两人是现任宋国执政卿士中，唯二不属于桓族成员的），联手发动了讨伐荡氏的军事行动，向荡氏的封邑发动进攻，不但杀死了弑君的元凶荡泽，还尽灭宋国荡氏一族。
诛杀了发动内乱的荡泽一族后，华元拥立宋共公少子公子成为新一任的宋国国君，即宋平公；而出于对鱼石的感激之情，华元重新执政后，没有对宋国桓族的其他成员‘鱼、向、鳞’三家发起责难，左师鱼石、司寇向为人、少司寇鳞朱、太宰向带、少宰鱼府依旧与右师华元一起处理宋国政务，保持卿士位置不变。
但宋国其他的贵族们因为对桓族长期以来的把持国政、占据高位举动充满了怨恨，这一次荡泽又悍然弑君作乱，所以他们更加对桓族生出了敌意；其他宋国贵族都在盯着鱼石等人，想要寻找借口把他们拉下卿位，好由自己取而代之；因此，宋国国内很多贵族家族都向华元请命，请求继续发兵，讨伐同谋作乱的其余桓族五卿。
因为荡泽的原因，宋国桓族惹了众怒，鱼石等人有些害怕，为避免全族遭殃，同时也为了向华元表明心中的不满态度，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五人便学着华元当初的样子，带着族人们离开了国都商丘，到睢水岸边去搭茅屋居住，以示避嫌和谦让。
鱼石等人离开商丘时，华元也曾派人前去挽留，但鱼石五人拒绝了华元的挽留，还是决定离开商丘，暂居于睢水岸边。
到了当年的冬十月，天气逐渐寒冷，睢水岸边不适合继续居住了；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让鱼石等五人不再继续待在野外过着风餐露宿的艰苦生活，华元便从商丘来到了睢水岸边，请他们返回商丘、继续与自己共同执政。可鱼石等人十分地矫情和傲气，还是拒绝了踏上华元递过来的台阶，不愿意回商丘去。
见鱼石等人铁了心不愿意和自己合作，华元便没有再劝，向鱼石等人拱手行礼告别后便转身登车，离开睢水岸边返回商丘。而华元冷冰冰的辞别离去后，傲气十足的鱼石等人才反应过来，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妙，便赶紧登上睢水附近的小山丘，眺望华元离去的方向，但只看见华元的座车一路疾驰、朝着国都商丘的方向飞速而去。
鱼石等人也赶紧驾车，紧跟着华元的座车，向商丘方向赶去，他们要看看华元回到国都后，都要做哪些安排。
而华元回到了商丘后，立即下令关闭城门，再掘开了抵挡睢水的防水坝，并命令守城的士卒们登上城墙、进行战备。这一切都表明华元已经在做军事准备，来防备睢水边的桓族私兵乘虚攻打国都了。
看见了华元回城后所做的这些防范措施后，远望的鱼石等人才终于明白华元是不希望他们回来继续执政了，并下定了决心要和桓族划清界限，甚至动武。
至此，弄巧成拙又无计可施的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这五个人，只得灰溜溜地从商丘城外返回了睢水岸边，然后带着暂居在此的族人们驱车逃亡到楚国去，寻求下一个避难之所。
就这样，在华元的铁腕治理下，长期把持国政的宋国桓族绝大部分成员都清理出宋国的朝堂、驱逐出国，宋国的内乱被平定；之后，华元以宋国执政右师的身份，授命向戌为左师，老佐为司马，乐裔继为司寇；加上留任的司徒华喜和司城公孙师，宋国新任六卿得以重建。
可即使宋国的内乱已经被平定，而引起内乱的元凶荡泽也被诛杀、长期把持国政的桓族也大部分被驱逐出外，但宋国的国力和元气也在这场内讧中被损耗过多，导致国家虚弱、军力衰落，无力维持正常的国防标准。
这也是之前的文章中曾经所说过的——当郑国重新归附楚国后，为了向新盟主显示忠诚和展现国家的实力，郑国便于周简王十一年（前575年）的春天出兵攻宋（宋国是晋国的盟友），结果，出征的郑军一反之前那种“宋胜郑败”的常态，居然接连击败了宋军，最后将宋军打到了躲进了国都商丘、不敢出城野战的地步；而导致宋军被郑军这个长期的手下败将意外地击败的真实原因，就是国家爆发了内乱，从而削弱了军队的实力。
被郑国军队气势汹汹打上门来、而且屡战屡败的宋国君臣只能龟缩在商丘城中，凭借坚固的城墙坚守；无计可施之下，宋平公只得委托执政的右师华元向盟主晋国派出使者求助，请晋军赶快南下援救宋国；要是再晚一点的话，商丘恐怕都要保不住了！
宋国的求援使者很快就抵达了晋都新田，并第一时间就向晋厉公递交了由华元所亲笔书写的求援信；而之前在韩厥的劝说下，晋厉公原本已经决定暂时休兵、先让征战数年的四军士卒们好好休整一番，着重进行农耕之事，备足粮秣、做好后勤积蓄后，再行出兵援郑、与楚国一争高下。
可自己这边还在筹备着救郑，那边就传来了郑国居然被楚国的重利所引诱（占据旧许地、获取汶阴之田），背弃信义、叛盟投楚了；这还不算，郑国为了向新附的盟友（新老大、就是楚国）表忠心，还悍然发兵攻击了原本的盟友——宋国！
被郑国猛不丁地来了这么一下，毫无心理准备的晋厉公当即气得七窍生烟、脑袋发昏——“寡人堂堂诸侯霸主、大国之君，一举一动都为天下所瞩目，没想到这一次却被小小的郑国给耍了！要是不立即采取措施、打击那些敢于冒犯晋国霸主威严的叛盟蟊贼的话，寡人颜面何在！晋国颜面何在！”
于是，怒火万丈的晋厉公先派人去卫国，‘请’卫献公出兵讨伐郑国（以吸引还在围攻商丘的郑军子罕所部回师救援，解除宋国的危机）；对盟主的‘请求’，卫献公当然不会拒绝，于是马上发兵攻郑，打到了郑国的鸣雁（地名）才收兵。
而晋厉公这边，也立马召集了诸卿士大夫，举行朝堂军事会议，商讨出兵攻郑、伐楚事宜；当时，晋中军佐荀庚、新军将赵旃已经于前一年先后病逝，荀庚之子荀偃、郤錡族弟郤犫递补了卿位，分别担任上军佐和新军将。
在晋厉公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出兵之时，晋国的八卿现有排名是——中军将兼执政大夫栾书、中军佐士燮、上军将郤錡、上军佐荀偃、下军将韩厥、下军佐荀罃、新军将郤犫、新军佐郤至。
朝会上，晋厉公询问诸卿对出兵攻郑、伐楚之事的看法以及对策，也好集中大家的力量打好这一仗；可就在朝议中，中军佐士燮却一反常态地反对出兵，还忧心忡忡地说：
“如果按照臣的愿望，倒是希望诸侯们都背叛晋国，那么我们国家内部的危机才可以得到缓解。如果这一次只是郑国背叛、而其他诸侯并没有动静的话，那我们晋国的忧患，很有可能马上就会到来！”
对士燮这扫兴的话，不但晋厉公嗤之以鼻，就连中军将栾书也看不过去了，立即站出来反驳说：
“中军佐这是什么话！我们晋国的霸业，是先君献公所开创，文公、襄公、景公所继承并发扬光大的；这么煊赫的功业，无论如何也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失去！假如在我们执政的时候，晋国失去了诸侯的拥戴，那我们将来怎么还有脸面去地下见历代先君呢？一定要讨伐背信弃义的郑国，以震慑那些对晋国怀有二心的国家！”
对栾书慷慨激昂的发言，晋厉公深以为然，这也是自己的态度；因此，晋厉公当即宣布，不用再讨论是否出兵、也不用等军队休整到明年了，现在寡人就要出兵，先讨伐郑伯睔（郑成公）那个不要脸的背信弃义小人，再教训楚子审（楚共王）那个挖人墙脚的阴险逆臣（代表周天子斥责楚共王——楚国原本就是不敬王室的逆臣）。
周简王十一年（前575年）四月，晋厉公下达了紧急动员令，集合晋国上中下新四军，除了让下军佐荀罃率一部分军队留守新田、监督国内的农耕要务，并以新军将郤犨为使者出使卫国、齐国，请两国一起出兵助战之外，其余六卿——中军将兼执政大夫栾书、中军佐士燮、上军将郤锜、上军佐荀偃、下军将韩厥、新军佐郤至尽皆随晋厉公一起出征，讨伐郑国；而栾书的嫡子、中军大夫栾魇也奉命出使鲁国，邀请鲁国一同出兵伐楚。
四月十二，在公室甲士的重重护卫下，晋厉公亲率庞大的晋国四军离开新田，向郑国进发；而四军之外，晋国诸侈卿大夫家族还发动了各自家族的私兵一起从军出战，以求建立功勋，并以此向国君表现自己家族的效命公室、忠勤国家之心。
当年五月，晋军渡过了大河（黄河），进入郑国境内；不过，奉命出使齐、鲁、卫三国的郤犫和栾魇没赶上晋军的行军速度，也没能及时说动三国国君率军前来和晋军会合；因此，此次伐郑之役，暂时就只有晋军一家准备展开对郑国的进攻。
晋军出兵伐郑之时，栾魇也已经抵达鲁国，并拜见鲁成公以及鲁国诸卿士，同时递交了‘共同出兵伐郑’的文书；而得知晋厉公已经率晋国四军大举南下、准备和郑国（背后的楚国）开战的消息后，鲁国卿士仲孙蔑（孟献子）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晋国此次出征、必胜无疑！”
另一方面，和楚国成功结盟、并获取大量土地、还打败了宿敌宋国后的郑成公，目前正沉浸在扩张国家疆域、连胜宋国这个老对手的连番捷报中，几乎都有了效法先君庄公当年的“小霸”功业、威服中原诸侯的想法。
可就在这沾沾自喜之时，郑成公突然闻报真正的霸主——晋厉公已率晋国大军浩浩荡荡渡河而来，准备教训自己‘无故背盟’的消息后，‘反骨仔’顿时慌了手脚，晋国的威力岂是郑国可以相比的！因此，郑成公急忙委派郑国大夫姚句耳为使者出使楚国，向新盟主楚国发出了求救信，请大哥看在郑楚盟约的面子上，“拉兄弟一把”。
好不容易才把郑国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楚共王当然不会坐视晋军伐郑而不管；另外，楚共王也有趁着这个机会和晋厉公一决胜负、看看谁才是真正的霸主的心思；于是，楚共王决心遵守和郑国的盟约，出兵援郑，并亲率楚国三军出兵，和晋军再次进行会战，以维护楚国的霸主位置。
而楚军的援郑阵容，看起来也很强大——楚共王亲自统率三军出征，以司马子反领中军，令尹子重统左军，右尹子辛（子革）统右军，楚国精锐尽出，北上援救郑国。
但此次楚国出兵援郑的三军统兵主将人选，楚共王安排得很是奇怪——按以往的惯例来说，这次出兵，楚中军应该由楚国臣子中的第一人、也就是令尹子重来担任，要是楚共王本人不随军出征，那么子重还要担任全军的统帅。
可楚军此次出征的中军统帅却不是令尹子重，而是司马子反，子重身为令尹，反而只能统管左军；也许，这么安排是楚共王有意为之，他自己亲率大军出征，为了能顺利地指挥全军，所以才让令尹子重改掌左军，司马子反掌中军。
但令尹子重和司马子反一向都不和睦，相互之间的结怨很深，谈不上什么合作；这种情况在楚国国内的朝堂上倒没有什么（甚至更有利于楚共王对群臣分而治之），但在出外作战中，将帅不和可就成了非常严重的大问题，军队的行动配合方面如果没有默契、或故意拆台的话，楚军的作战计划和实际行动就要大打折扣，军令将不会统一，这是作战时的大忌（邲之战中的晋军就是先例）。
晋军进入郑国境内后，六月上旬，楚共王也率楚军北上，准备与郑军会合对抗晋军；而在楚军北上路过申地之时，楚中军主将子反特地去拜访告老后居住在此的楚国老臣申叔（申叔时），向老前辈请教并讨论此次出战所面临的利弊。
对楚军这次北上作战的前景，申叔时并不乐观，他对子反说：
“想要在作战中获取胜利，无非是用德行、刑罚、和顺、道义、礼法、信用这六条准则；这六条就是战争取胜的根本前提。德行，是用来用来施予恩惠的；刑罚，是用来用来惩罚邪恶的；和顺，是用来侍奉神灵的；道义，是用来建立利益的；礼法，是用来合乎时宜的；信用，是用来维护事物的。君子要坚持高尚品德，对百姓施以恩惠，公正执行刑罚，恭敬敬奉神明，用兵秉持正义，处事恪守礼法，待人诚实守信。在这样的君子的治理下，人民生活优越，道德自然就会端正，行为也合乎礼法，举止合于节度，做事适合时宜，生产有所成就！国家因此也能上下和睦，人民彼此间相处没有矛盾，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行为准则；所以《诗经》中对此早有解释“立我烝民，莫匪尔极”（安置好我的百姓，没有不合乎准则的地方）。
只要按照这六条准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神灵就会为他降下福祉，使国家四时没有灾害，百姓齐心一致听从国君号令、为国效力，在作战中随时弥补阵亡将士的空缺，即使因此付出生命都在所不惜，这就是战争能够胜利的原因。
可现在的楚国，对内不修德政、丢弃了百姓，在这春夏耕种之际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违反时令发动战争，让百姓们苦不堪言；对外又与友好盟国断绝了关系，还背弃、亵渎了神圣的盟约，说话不讲信用（指撕毁‘弭兵之会’盟约）。普通的平民哪里懂得什么是信用，无论是进是退都是罪过，大家都在担心这场战争的结局，人人为自己的命运忧心不已，还有谁会为楚国去拚死卖命呢？司马请您好自为之、尽力去做吧，我恐怕不能够再和您相见了！”
听完申叔时对这次出兵前景和自己前途命运的分析判断后，子反久久无言、忧心忡忡，不知如何应对；但事已至此、再担忧也无法改变出兵的行程，子反只得告别申叔时，怏怏返回军营，继续筹备援郑、拒晋之事（相比之下，你再看看仲孙蔑对这次晋楚大战的预言，就知道战争结果如何了）。
晋楚两强因为郑国的伐宋之举，各自出兵抵达了郑国，春秋时期的又一次争霸战争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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