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的发现重塑了世界对中国西南青铜时代的认知。
祭祀坑中发现的大量人像、 面具、神树等形制特异的青铜器构成了早期古蜀文明的核心内涵。与中原等其他地区的青铜文化相比，三星堆文化出土的铜器高度集中在祭祀坑中。
尽管大部分铜器反映出极高的铸造技术和设计水平，但除祭祀坑铜器外，三星堆文化中罕见其他铜器。
早于祭祀坑铜器的时代也并未见到如中原地区那般稳步发展的青铜产业，三星堆铜器如同西南青铜文明中突现的顶峰。
这些特别的现象促使我们对祭祀坑铜器的产地问题进行思考。
以往已有学者提出三星堆祭祀坑部分铜器有外来的可能 , 由于三星堆铜器特征鲜明, 更多的学者倾向于其为本地制作。
就三星堆祭祀坑铜器而言
按风格分类, 大体可分为本地式和外来式两类，其中外来式包括商文化风格和长江流域风格;
按照工匠技术体系分类，存在着本土工匠、殷墟工匠、其他区域 工匠等可能性;
按原料类别划分,至少存在本土原料以及外来原料两种可能性,若考虑铜、铅、 锡的不同来源则更为复杂;
生产地点也有本地、 殷墟、长江中下游等多种可能。
这四个层面的各种可能性排列组合在一起，便形成了极多的可能 性。比如,殷墟工匠可使用外来原料在殷墟制作中原风格的铜器再运到三星堆，三星堆工匠可利用外来原料在三星堆当地制作本地风格的铜器; 长江中下游工匠可利用外来原料在江西或安徽某 地制作三星堆风格的铜器;殷墟工匠可携带外来原料到三星堆制作三星堆风格的铜器等等。
现代科技微量元素分组结果表明，在三星堆祭祀坑铜器的同时期,成都 平原极有可能已经出现利用本地特征原料生产小型铜器的现象。这也是目前成都平原在晚商时期明确的本地生产铜器的证据。由此进一步推论, 在三星堆祭祀坑之外既然已用本地原料生产铜器,但三星堆祭祀坑所分析的铜器从技术水平到 原料均与本土铜器表现出巨大差别，这暗示祭祀坑铜器，至少其中有部分应具有外来属性。
综合以上科技数据和制孔工艺特征,我们认 为三星堆祭祀坑有部分铜器使用了外来原料进行生产,可能是外来的。这里所谓的“外来”并非单指生产地点,而指“文化产地”。
我们对于外来的定义是宽泛的,例如殷墟铸工携带原料至三星堆当地生产铜器,这也属 于外来的概念。
从 理论上讲,我们很难完全复原铜器生产的所有细 节,但目前的证据已经充分显示了祭祀坑铜器的 外来特征。四川本地当时不存在同样的文化风格。
尽管尚缺乏系统的科学证据，学者推测三星堆祭祀坑铜器应是多源的：殷墟、长江中下游、 三星堆本地均是可能的来源地，甚至是未知的其他来源。
从风格来看,中 原、长江中下游以及三星堆本地多个区域的风格杂糅一体。
从技术来看,三星堆铜器铸造技术呈 现多样化特征,除商王朝的铸铜技术,也有不少独有特点,例如神坛、神树等流行的各类连接技 术。
原料来源明显具有外来特征,且铜、铅、锡 原料来源是否一致仍是谜题。
就生产地点而言, 本地生产和外部传入应均存在, 只是具体的器 类、比例尚不清晰。
三星堆铜器在风格、技术、 原料上实现了极为复杂的流动与融合，其具体制作地点现在的学者们基本没有头绪。
三星堆本地式和外来式铜器表现出相同的微量元素和铅同位素特征，所用原料一致。另外根据成都平原晚商至东周时期的本土特征铜器建立了当地的原料特征标准。三星堆祭祀坑铜器所用 原料与这一本土原料标准存在明显差别,但与殷墟、汉中、新干等地点的铜器原料关系密切,可知其原料是外来的。
殷墟应是三星堆祭祀坑铜 器的来源之一。
结合晚商时期的时代背景,我们 认为三星堆、汉中、宁乡、新干等长江流域的青 铜文化存在密切的交流, 长江流域与以殷墟为 中心的黄河流域之间建立了基于资源流通的交流体系。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连为一体,不同的 风格、技术、原料等在这一体系中流动。三星堆祭祀坑铜器便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
除殷墟外,吴城文化人群也具备利用高放射性成因铅原料铸造铜器的能力，长江中下游也可能是三星堆铜器的来源之一。
我们认为三星堆铜 器有着复杂的来源,殷墟、长江中下游、三星堆本土均可能是来源地。
但我们相信三星堆当地 应有铸铜作坊，祭祀坑中在本地制作的铜器应当为数不少，但是现在尚未发现作坊遗迹。
相较于中原地区,锻打技术在三星堆似乎更为发达。这些薄片铜器是否为本地制作?
总之，三星堆的铜料来源、制作技术来源、制作作坊以及为什么三星堆文化高度集中体现在在祭祀坑中，而没有生产遗迹，甚至连人类生活遗迹都没有，青铜技术出道即巅峰，没有发展历程和相应的农业生产遗迹，这些都是非常奇怪的现象。
得亏是在四川发现的三星堆，如果是在国境线之外被发现，铁定会被伪史论者判定为假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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