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曾是沙俄的大公国，享有特殊的自治管理权。但由于俄罗斯帝国末期推行俄罗斯化政策，再加上沙俄国内革命浪潮兴起，芬兰借机脱离沙皇俄国的统治走上了独立的道路，行政边界也转换为国界。
1920年关于两国边界如何划定的问题，芬兰与苏俄还进行了谈判。虽然，最终签订了《塔尔图协定》，但是，双方各有不满，两国边界问题由此产生。往前追溯，双方的不满又源于早期沙俄与瑞典之间的历史纠葛。
瑞典和沙俄对芬兰的历史影响
历史因素对苏芬边界问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理清两国产生边界问题的原因，就需要对芬兰的民族自决进行深入地探讨。芬兰在19世纪初以前是瑞典王国的一部分，俄国与芬兰的边界争端实际上是俄瑞之间的领土争夺，因而瑞典和俄罗斯对芬兰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身份认同的产生和形成都有所影响。
一、芬兰国家身份认同的形成
芬兰未被瑞典统治以前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政治或行政实体，在12-14世纪，芬兰人和萨米人生活的地方逐渐被瑞典占领，之后到17世纪，芬兰经过几个世纪慢慢由一个教区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瑞典在芬兰的实际影响力始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瓦萨上台后，宗教因素就在芬兰国家身份认同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527年，瑞典国王的宗教改革使芬兰的天主教徒都变成了路德教徒。而芬兰的国家法律和制度与瑞典没有区别，在瑞典的影响下，芬兰已经形成了对一个共同的社会经济、宗教和社会政治群体的归属感。实际上在后来芬兰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时，瑞典对其社会和政治制度依旧保留有影响。
俄罗斯帝国对芬兰的影响是其形成国家身份认同的第二步。正是因为沙俄把芬兰与瑞典的分隔，使芬兰具有了建立和发展成为独立国家的条件。芬兰大公国作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被赋予了广泛的自治权。1809年俄瑞战争以签订《腓特烈斯汉姆条约》而告终，芬兰被划归俄罗斯帝国。
其实，在条约签订的几个月前，亚历山大一世就已经以“芬兰大公”的身份自居，并于1809年3月至7月召开了波尔浮议会，讨论芬兰未来地位的问题。这个问题当时已经引起了芬兰领导人的担忧，他们清楚地明白战争的局势已不可逆转，而依靠瑞典从停战协议的谈判桌上取回芬兰也不切实际。
亚历山大一世对于合并芬兰的目的十分明确，但对于采取何种政策方针来对待芬兰也是犹疑不决。最后，基于政治以及其他方面的考虑，芬兰被给予了特殊的地位。由芬兰社会各阶层代表参加的波尔沃议会的决定为大公国的自治奠定了基础。芬兰在1809年开始形成一个国家，这也是芬兰民族特性形成的起点。
正如芬兰事务委员会主席、芬兰独立初期的实际领导人G.M.阿姆费尔特所说，在瑞典时期芬兰人很少被允许在自己的事务中采取行动，但是这一点在沙俄统治时期有很明显的改变。他说，我们不再是瑞典人，我们不想成为俄罗斯人，所以让我们成为芬兰人。
芬兰语与瑞典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自治公国还拥有了自己的货币——芬兰马克，并有权将税收完全用于自己的内部发展；关税也归入地方财政。芬兰历史学家托米拉也指出的，芬兰人并不关心外国的情况。
他们不关心外交和军事政策，因为，此外的其他一切都在芬兰决定。实际上，到二十世纪初，芬兰在形式上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事实上却拥有个人联盟国家的所有属性和权利。之后，基于德国和瑞典传播过来民族浪漫主义思想，芬兰大公国的文化和艺术家们开始寻找芬兰的民族身份并试图创造一种芬兰民族的意识形态。而一个民族的特征可以从语言、历史和民间诗歌中寻找，就这样卡累利阿作为民族文化的发源地而变得重要起来。
至于为何亚历山大一世会选择让芬兰自治的政策，有部分原因是出于对军事战略的考虑：俄罗斯的当务之急是确保圣彼得堡的安全，防止拿破仑可能发动的入侵。而在瑞典，还有一种强烈的复兴主义情绪，并在公国讲瑞典语的人口中得到了支持。这种形势要求俄罗斯政权应迅速巩固其在被吞并领土上的地位。
这项任务不能只靠军事胁迫的方法来解决。要实行自由主义政策，这将为芬兰新统治者的不信任铺平道路，并防止芬兰变成一个分离主义的权力中心。这将保证芬兰西北边境的安全，尽力防止与法国的交锋。芬兰的自治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同时，考虑到芬兰的社会发展水平高于任何其他俄罗斯省份，在芬兰没有农奴，而在俄国，农奴制仍然盛行。不仅如此，芬兰的教育水平也比俄国高。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宗教差异：芬兰的居民主要是新教徒，这使俄国对芬兰的总体态度发生变化。因此，只有当公国人民享有的权利和特权比瑞典统治下的多时，俄国在被吞并地区的政策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二、卡累利阿问题的起源
在1809年芬兰被割让给沙俄以前，芬兰多次被卷入俄国与瑞典的战争，两国长期为争夺海域和领土进行战斗。1323年瑞典与诺夫哥罗德订立的条约首次确定了芬兰的东部边界，同时也把芬兰的卡累利阿地区划分成了东西两个部分，东部属俄罗斯土地上的封建国家诺夫哥罗德，西部属于瑞典，这也是“卡累利阿问题”的起源之一。1323年签署的《奥利霍韦茨条约》也确立了东方与西方基督教团体之间的分界线。
自10世纪以来，在芬兰这块土地上就进行着东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渗透与割据，芬兰的中部和西南部渐渐被信奉天主教的瑞典征服，而芬兰东南部由于靠近沙皇俄国，东正教文化更加深入人心。在13世纪中后期，瑞典国王借机以传播基督教为名，对芬兰发动了几次“十字军东征”，而芬兰也自此成为了瑞典的一部分。因此，芬兰土地上发生的矛盾与冲突，除了地理因素的影响外，也有很深的宗教渊源。
彼得一世为夺得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一直与瑞典长期争夺并控制着波罗的海海域。芬兰位于波罗的海东北岸，夹在沙俄与瑞典之间的芬兰无疑成为两国的“必争之地”。1609年，瑞典国王卡尔九世率军侵入沙俄领土，占领了诺夫哥罗德。后来，在英国的调停下，俄瑞双方于1617年订立《斯托尔波沃和约》。根据和约，瑞典控制了从卡累利阿到纳尔瓦的芬兰湾的沿岸地带，即卡累利阿东部，而瑞典将诺夫哥罗德归还给俄国。
1721年，沙俄与瑞典的北方大战结束，双方签订《尼斯塔德和约》，将芬兰的卡累利阿东部又划归沙俄。1741年，瑞典的礼帽党政府依靠法国支持发动了对沙俄的战争，企图夺回1721年失去的土地，但结果失败了。而根据1743年的《亚波和约》，芬兰的东南部也被划入沙皇俄国的版图。1788-1790年瑞典还曾试图夺回俄属芬兰，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并最后与沙俄签订了承认其战前边界不变的《韦雷尔和约》。
自1721年以后芬兰的卡累利阿地区开始东西分治，为后期卡累利阿问题的出现埋下了隐患。沙俄与瑞典之间的战争断断续续进行到1809年，瑞典发生分裂，根据当时双方签订的《腓特烈斯汉姆条约》，包括奥兰群岛在内，芬兰被完全划归沙俄。
在1811年12月23日，亚历山大一世颁布了一项法令，宣布旧芬兰与新芬兰合并，并于1812年正式成为芬兰大公国的组成部分，改名为维堡省。新旧芬兰的合并对于后期两国的初定边界具有重要意义。1920年，当苏维埃俄国和1917年宣布独立的芬兰在塔尔图签署和平条约时，亚历山大一世在1811年和1812年之交的法令所确定的行政界线被用作两国的边界。这条边界线在芬兰和苏联之间一直保持到1940年冬季战争结束。
1920年苏俄与芬兰边界确立
德国于1918年11月向协约国投降，随后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弃儿，芬兰这个位于其羽翼下的小国，面临的世界政治环境更加艰难。由于邻国苏维埃俄国陷入了自己的内战，芬兰迅速设法改善了与战胜的协约国的关系：支持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更加友好的政府；斯温胡武德的摄政职位也由与协约国关系更好的曼纳海姆将军顶替。然而，这种新关系并没有明显改善芬兰的安全。协约国的盟军试图将芬兰作为一个中转站，以占领彼得格勒，这也是他们为把布尔什维克赶下台所付出的更大努力。
同时，芬兰一直没有放弃对东卡累利阿的企图。斯温胡武德曾在1918年3月初的官方声明中说，“如果东卡累利阿与部分摩尔曼斯克铁路和整个科拉半岛都割让给芬兰，那么芬兰就准备与苏维埃俄国的关系正常化。”芬兰外交部领导人、未来的芬兰总理埃里赫也表示，芬兰在与布尔什维克的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可以由吞并卡累利阿和科拉半岛来补偿。由此可见，芬兰并没有放弃他们建立“大芬兰”的梦想。
而苏维埃俄国的立场是准备承认邻近的资产阶级国家的独立，以换取国际上对它自己国家的承认。因此，当务之急是解决与邻国的边界问题，其中也包括芬兰。1920年5月10日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向列宁报告，表明与芬兰进行和平谈判的必要性，总司令卡梅涅夫（КаменевСергейСергеевич）也指出，此刻避免芬兰人的攻势极为重要。在随后的塔尔图谈判中，苏维埃政府又多次发送紧急电报要求谈判代表团尽快缔结和平条约。
1920年7月契切林在给列宁的信中再次说明：“芬兰问题在总体上并非没有意义，对它的突然干预会严重损害我们。此外，如果贝柴摩和卡累利阿在我们手中，那么芬兰湾，特别是我们需要的北部航道就在芬兰手中，没有它就不可能有适当的航行。”契切林也曾邀请芬兰代表团就用贝柴摩交换卡累利阿地峡的领土和芬兰湾的岛屿的问题进行讨论，但芬兰拒绝了。
而后，为了达成协议，俄共（布）政治局召开会议，做出了同意对芬兰让步的决定，即将贝柴摩割让给芬兰。9月30日契切林还给俄共（布）书记克列斯金斯基发去备忘录特意说明政治局所做决定的意义：政治局最初的决议涉及贝柴摩，即雷巴奇半岛以西的海湾和沿挪威边境地区。在做出将与挪威的陆地边界地带割让给芬兰的决定时，政治局的出发点是假设我们仍有通往瓦尔多的海路可供支配。
因此，苏俄做出的让步还附带一个前提条件——必须保证与挪威陆路往来的畅通。而芬兰内部经过激烈的讨论后也同意暂退一步，放弃对东卡累利阿的主权，但是要求给予东卡累利阿民族自决权。
1920年10月14日，双方在签署和平条约时达成妥协。根据《塔尔图协定》，所有贝柴摩地区、雷巴奇半岛西部、斯雷德尼半岛的一部分以及巴伦支海边界线以西的所有岛屿都割让给了芬兰，卡累利阿地峡的边界从芬兰湾沿塞斯特拉河确定，再往北沿旧俄芬边界确定。
苏俄获得了之前被芬兰占领的列博尔和波罗索泽罗地区，撤回了他们对岛屿的要求，芬兰人则放弃了他们建立大芬兰的梦想，以换取贝柴摩的北冰洋走廊。除此之外，两国独立前的边界被重新确认。该条约为芬兰和苏维埃俄国带来了正式的和平，但并没有消除两国之间的不信任以及芬兰追求领土利益的梦想。
东卡累利阿问题是苏俄与芬兰之间的一块心病，虽然早从18世纪起，由于俄罗斯帝国与瑞典的争夺，东西卡累利阿就已经分而治之，但是芬兰始终不忍放弃其文化发源地——东卡累利阿。芬兰在并入沙俄之后，沙俄允诺其的自治权，却促进了芬兰的民族独立意识及爱国主义意识的产生。
借着俄国革命的浪潮，走向独立的芬兰趁着苏俄内忧外患而向其索要东卡累利阿的领土，并尝试建立包括东卡累利阿往北的全部地区的“大芬兰”。由于苏俄和英法各国的阻挠最终放弃。虽然，经过艰难的谈判苏维埃俄国与芬兰的边界通过1920年的《塔尔图协定》确立下来，但是东卡累利阿问题却始终像是隐藏在两国关系表面之下的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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