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80-90年代，芬兰的自主权多次受到被削弱的威胁。沙皇亚历山大三世（1881-1894年在位）在国内推行“反动”措施，在国外加强殖民扩张和掠夺。俄国的贵族地主极力主张废除芬兰的自治权，消灭芬兰人民的民族独立意识，把芬兰变成俄国的一个省。
俄国化的威胁反而助长了芬兰民族意识的觉醒，在俄国革命的浪潮的推动下，芬兰最终如愿以偿获得了独立，并与苏维埃俄国于1920年签订了《塔尔图协定》，卡累利阿问题由此而来。
一、新生芬兰面临的国内与国际形势
芬兰从俄罗斯帝国分离出来并建立主权是在复杂的国际关系背景下进行的，其间发生的一系列不同政治导向的事件增添了芬兰独立问题的复杂性，同时也是对年轻的芬兰国家的亲德政策以及尝试让国际联盟参与解决领土争端等问题的一种解释。
二月革命推翻了俄国的沙皇政权，同时，也使芬兰也失去了统治者。由于不满临时政府“模糊不清”的权力属性，芬兰尝试建立一种新的统治形式来决定自身的最高权利归属问题。
芬兰于1917年12月单方面宣布独立，毋庸置疑的是，俄罗斯10月发生的事件加速了宣布主权的进程。著名的“威尔逊十四点计划”和宣布民族自决权的《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使获得和承认芬兰主权的任务变得简单许多。苏联政权建立后，芬兰参政院于12月4日制定了《独立宣言》并于两日后予以正式批准。根据1917年12月18日的政府法令，苏维埃俄国承认独立的芬兰的存在。
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政党抢夺芬兰的执政权，导致了1918年1月芬兰的内战爆发，关于芬兰内战的说法，还引发了争论。在芬兰独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曼纳海姆将军认为，1918年的内战根本不能称之为芬兰的内战。在他看来，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是由俄国人引入芬兰的，当时国内的对抗，有外国势力的介入。
在芬兰国内政治局势混乱的情况下，芬兰倾向于向德国与协约国寻求帮助，来对抗布尔什维克。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参政院与政府领袖斯温胡武德担心芬兰不能独立解决这一问题。还有许多芬兰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同样认为芬兰无法独立生存，也无法抵御来自东方的潜在威胁，因为苏维埃俄国将寻求以牺牲其邻国为代价来提高其地缘战略环境。另一方面，列宁与苏维埃政府承认芬兰和其他国家的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这极大地提高了布尔什维克在新成立的共和国中的权威，促进了那里亲布尔什维克力量的胜利。
因此，芬兰的两个政府都声称具有合法性，且双方都在为决定性的战斗做准备，寻找资金和武器的来源。虽然，曼纳海姆将军一贯坚持芬兰的独立不应向西方国家寻求帮助，毕竟外国的帮助的有限的，但是他也不排除德国在独立斗争中提供武器或志愿者援助的可能性。
尽管芬兰宣布新独立国家希望保持中立，但实际上它更加关注德国，这主要是因为德国是唯一宣布在必要时支持芬兰独立进程的大国。
从德国的角度看，对芬兰的干预完全符合德国的利益，它的目的是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打芬兰牌，一个利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来增加对苏维埃俄国的压力并加速缔结和平条约的机会出现了；同时，德国也想要在准备进行摩尔曼斯克远征的协约国部队的帮助下防止东部战线的重建。对苏维埃政权来说，承认芬兰独立是一种逼不得已的选择，否则其法令的可信度将得不到保障。
这其实也是一种“为了统一而分离”的做法。承认芬兰独立，首先是苏维埃为减轻在芬兰实施社会主义革命负担的一种手段，期望能使其成为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再将它纳入苏维埃俄国。正如芬兰的历史学家凯托拉(Э.Кетола)写道：“斯温胡伍德政府在芬兰的分离中看到了防止芬兰革命的机会，而苏维埃政权则相反，看到了发展革命的机会。”
芬兰寻求独立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正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件对和苏俄与芬兰的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从1918年初开始，边界问题是新独立的芬兰和苏维埃俄国之间最重要和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当时芬兰刚刚诞生，它已经意识到其地缘政治局势的危险，并试图实现“大芬兰”的想法。
一方面，1918年3月初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并没有使苏俄和新成立的芬兰社会主义工人共和国实现它们之间的协议；另一方面，它规定苏俄的军队、海军和赤卫队撤出芬兰领土，并停止革命的鼓动和宣传，这也反映出德国方面坚持帮助芬兰巩固其独立。
苏维埃与芬兰的红色政权达成的所谓“红色国家协议”随着芬兰红军的失败而失去了效力，同时，协议中所规定的国家边界问题也就产生了变化。但是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利益驱使下的“伙伴关系”也很容易就破裂，德国对芬兰的帮助处于十分克制的状态，而最终芬兰在德国战败后也处于非常尴尬的处境。
胜利并没有倒向芬兰的红军，而国际形势的紧张也促使苏方寻求与胜利的白军接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芬兰和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和平谈判于1918年秋天在柏林举行。
二、苏俄和芬兰在谈判桌上的博弈
卡累利阿这片领土从一开始就成为苏联和独立芬兰之间关系的绊脚石。资产阶级的芬兰利用苏联的困难处境，在德国的支持下，与苏维埃俄国开战，提出了对卡累利阿的领土要求。
早在1918年1月，芬兰人就试图占领东卡累利阿的一些居民点。有一部分原因是一些芬兰政治力量认为，谈判并非是改变国家边界的唯一可能途径。有争议的领土所有权问题不仅包括卡累利阿，还包括科拉半岛。同时在这两次（1918年和1920年）的苏芬谈判中，两国还讨论了贝柴摩与伊诺堡的归属问题。
1918年苏俄分别与芬兰白军和红军的谈判
实际上，早在1917-1918年之交，双方为解决国家边界的划分问题迈出了第一步。1917年12月22日（公元1918年1月4日），俄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芬兰政府达成协议，决定成立一个特设委员会，以解决芬兰与俄罗斯分离所产生的实际问题，包括边界问题。
芬兰的军事顾问尤连博格利上校在1918年1月28日曾起草了一份关于边界问题的备忘录，其中设想了将北纬60°25'以南的卡累利阿地峡的领土割让给俄国的可能性，以之换取东部东卡累利阿作为相应补偿。但是，委员会的工作受到了芬兰内战的阻碍，而在芬兰历史学家凯托拉的眼中，这就是苏俄故意为之，希望在芬兰迅速开展社会主义革命。
随后，芬兰红军选择了与他们的阶级敌人不同的方式，与苏维埃政府签订了所谓的“红色国家协议”，其中规定了国家间的新边界——与过去的芬兰大公国边界大致吻合，只有少数例外。伊诺堡被割让给了苏俄，而芬兰得到了俄国在1864年条约中承诺的贝柴摩领土。但是好景不长，协议的效力并没有持续多久，这一点斯大林也早就预见到了。
1918年4月9日，斯大林在与摩尔曼斯克委员会负责人A.M.尤里耶夫（А.М.Юрьевый）的直接谈话中指出：“但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我指参议院毫无疑问的胜利），在芬兰将不会有社会主义政府。”
此外，斯大林直接说，与芬兰社会主义工人共和国签订的3月1日协议可以被认为是无效的，也就是说，贝柴摩的领土特许权是没有意义的。为了解决国家边界问题，与芬兰白色政府取得联系的问题变得十分迫切。
德国在其中起到一个很重要的调解作用。苏俄和芬兰之间没有高层接触，所以必须通过柏林来建立沟通，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德国人的政策决定了芬兰的政策。因为《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苏俄的外交政策也受到了一定的约束。芬兰和苏俄之间的和平谈判于1918年秋天在柏林举行。
但是并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这主要是由于双方的相互要求相差甚远：芬兰人要求，根据一项法令，东卡累利阿地区拥有民族自决权，有权决定是否要加入芬兰；布尔什维克方面则要求得到属于大公国的卡累利阿地峡的某些领土，不同意割让贝柴摩。
事实上，苏俄的态度有过转变，苏俄曾提出可以用伊诺堡和毗邻彼得堡的领土交换摩尔曼斯克海岸地区。在德国的调解下也愿意与芬兰进行相关问题的讨论。德国总理赫特林曾给总参谋长、陆军元帅冯·兴登堡将军发电报称：“我们的政策必须是在俄国人和芬兰人之间达成协议，说服芬兰把伊诺堡留给俄国。”E.鲁登道夫也倾向于这种观点。这对于德国来说也是出于其自身的利益考量：如果达成协议，它将通过芬兰获得进入摩尔曼斯克海岸的机会，这是与协约国正在进行的战争中的一个重要战略点。但在后续的谈判中，苏俄还是坚持了最初的决定。
最高军事委员会提议拒绝将伊诺堡和雷沃拉地区并入苏俄，建议保留摩尔曼斯克，并责成芬兰不得在涅瓦湾或附近拥有或建造任何军事工事。而德国在与苏俄进行谈判并获得经济优惠与卡累利阿过境权后，也改变了立场。1918年在柏林举行的苏俄与芬兰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在那里讨论的问题在两年后准备和平条约的谈判中变得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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