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到2021年，日本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已达29人，成为西方之外获奖最多的国家，冲击30人指日可待。
对比之下，我国的获奖者如果严格限定为中国籍的话只有两位。分别是2012年莫言的文学奖、2015年屠呦呦的医学奖。其他获奖者，要么研究成果是在国外进行的；要么获奖之前不是中国籍；要么存在其他争议。
但是，从广义的中国人角度算上其他获奖者，我国的获奖人数还是没有日本多，连一半都不到。
日本为何能频频拿奖？我国和日本之间的科研差距体现在哪些地方？
需要说明的是，日本的获奖者中，自然科学领域的人数占绝大部分，文学奖与和平奖加起来只有3人，经济学奖无人获得。因此，以下的讨论主要以自然科学领域为主。
日本是以“举国之力”在拿诺奖
获奖者中，物理学奖的获得者为12人，化学奖为10人，生理或医学奖为5人。科学领域频频拿奖，源于日本在研究的资金投入上几乎不设限。
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科学技术创新立国”就成为日本的一项主要决策。围绕这项战略目标，日本政府做了大量的配套工作。
彼时的日本虽然深陷房地产引发的经济低迷中，但在科研上的资金投入却始终没有降低。据统计，日本政府每年投入的科研经费，始终占生产总值的3%左右，经费上的投入比很长一段时间里位居世界第一位。
政府带动之下，企业也非常重视技术研发，并都有各自的固定经费支出。有些日本企业每年甚至拿出公司收益的三成来搞科研。真金白银砸进去了，自然就能见到成果。
进入21世纪，日本的生物技术、信息通信和理论物理研究位于世界顶尖水平，新材料等其他方面的研究位于世界前列。科研人员数量超英赶美，排在美国之后位居世界第二。
至今中文互联网上仍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日本要在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这番话是日本政府在2001年时提出的第二个科学计划。当年就连日本人自己都觉得政府目标很狂妄，二十多年过去了，日本不断拿奖，也持续向着既定目标迈进。
除了在资金上投入之外，日本政府对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的科学素质培养引导相当重视。还在1957年的时候，日本就创办了学生科学奖，其目的就是为了鼓励学生投身科学研究。
多年以后，化学奖获得者田中耕一，他的理想就是在学生时代种下的，而多年来在化学领域的研究探索，又有各方面提供的支持。
进入21世纪后，日本政府又将过去各种民间创办的、面向青少年的奖项划归到政府统一管理之下，奖金大幅度提升，有的奖项最高可以达到50万日元。这些活动，提升了青少年的科学素养和兴趣。
最后，科研人员自身也耐得住寂寞，愿意常年甚至终生在象牙塔里搞研究。
比如早年获得物理学奖的小柴昌俊，当年获奖的时候他都已76岁，在这之前他的相关研究持续了整整15年。另一位获奖者田中耕一，获奖之前的多年根本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但他依然每天按时到所在单位上班，这冷板凳一坐就是多年。
有的获奖者，在取得研究成果之前，失败的次数高达几百甚至上千次。但是，搞科学研究，恰恰就需要这份耐心和毅力，没有这种一以贯之的态度，又怎么可能会取得成果。
不过，“举国之力”搞科研的背后，时至今日日本的科研环境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日本的科研环境正在发生不利变化
由于科研经费投入是政府主导而非市场因素，这就得经常看政府脸色才行。比如此前的安倍晋三，他在2012年执政后，每年都在削减科研经费，经费占比的幅度甚至一度达到了5%以上。大学经费上的投入，从2012年开始，每年也以1%的速度在降低。
菅义伟此前是过渡首相，虽然执政时间不长，但刚上台就把刀砍向了学术领域，干预学术会议人员的组成和任命，引发的“学术门”争议被外界诟病多时。
除了钱要看政府的脸色之外，日本现如今科研面临的另一个大问题是没人了。
老龄化也影响到了日本科研人员以及大学教授的构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大学教师队伍中，39岁以下年轻老师的比例在40%左右，截至到2016年，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刀了23.6%。相反，60岁以上老年教师的比例却上升到了19%。
失去了年轻人，自然也就失去了科研活力。年轻人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不是老年人可以相比的。统计也显示，诺奖得主研究成果的平均年龄段，在30岁到40岁之间。
老龄化增多的同时，日本新加入的科研人员也在逐年降低。还在21世纪初，日本大学的在读博士生数量接近两万。但是到了2018年，这一数据已下降到了一万五千人以下。时至今日，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的博士人口比例，已经排名倒数第一。
年轻人不愿意读博士搞研究，最大的因素是日本这些年来经济不断衰退，各个大学预留的科研空间在萎缩。此外，二十多年前在日本读博，政府承担全部费用，而今读博士，所有费用都是自掏腰包。在这种局面下，本就不多的年轻人，不愿意走读博和科研之路。
这一系列新的问题，使得日本人自己都十分悲观，甚至有人发出了日本将来再不可能拿到诺奖的哀嚎。
日本科研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老龄化，而我国科研领域面临的情况同样也不容忽视。
中日科研体系的对比
某种程度看，我国多年来的科研投入和日本是一样的，都是政府主导型。这和欧美等西方国家不同，他们是市场化主导和研究机构推进。
我国科研领域的问题，或者说跟日本的科研差距，主要体现在科研经费的投入配置上。
我国和日本的科研经费投入都分为两大部分：竞争性经费和非竞争性经费。两部分的区别可简单理解为，竞争性经费需要科研人员尽快推出成果政府才给拨款，非竞争性经费就是普遍意义上的拨款。
我国和日本的区别在于，这两部分经费投入比例上存在差异。
日本过去着重投入非竞争性经费的比例，近年来又在逐步提高竞争性经费的比例。比如在2017年，日本的竞争性经费预算为4279亿日元，跟此前比起来，该经费的投入提高了4.6%。
与此同时，日本的非竞争性经费的投入并没有降低。比如日本的国立大学，在经过改革后，政府拨付了大量的基础性经费。
这样一来，科研活动既又竞争，所有科研人员，又不必担心普通经费减少，而影响到其他研究或者是生活。
我国早年是以非竞争性经费拨款为主的，但是投入过大财政负担重，缺乏竞争科研队伍没有活力。后来我国调整了方向，把竞争性经费的投入放在了首位。这样一来，就又导致了其他问题。
竞争性经费在拨款后，分配到各个高校，二次分配的时候，又存在竞争。如今发放的方式，主要是学校进行评审，这就会出现评审不公正甚至腐败现象。
而且，由于普遍存在竞争，很多科研人员为了拿到经费，就只能降低研究效果，采取一些短期效益出成果快的项目来竞争。这在科研领域恰恰是非常忌讳的，对于长期的科研活动相当不利。
正因为如此，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几乎年年在自然科学领域拿诺奖。而我国每年在科研领域的经费投入也不少，可二十多年来却从没有新研究成果获得诺奖——屠呦呦的青蒿素获奖，那是上个世纪的科研项目。
有人会觉得，只要重新提高非竞争性经费的投入不就可以了嘛。可我国人口规模巨大，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数量多于日本，如果非竞争性经费投入比例也增加，财政根本负担不起这么多的费用。所以本质上还是钱多钱少的事。
根据这种局面，未来在科研领域的投入，只能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提升，谁都做不到一蹴而就，毕竟就连日本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也会间歇性的削减投入。
当然，也有人觉得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决问题，那就是我们自己设立奖项，不再把诺奖当回事。
诺奖的含金量还值得我们去争取吗？
诺贝尔文学奖、经济学奖、和平奖，因为是人文领域的奖项，评奖体系必然要涉及到世界各国的情况以及多领域的差异，这就导致评价体系做不到统一。
比如文学奖项，村上春树年年陪跑，可惜诺贝尔官方就是不给他。而有些作家很多大众可能都没听过，但却早早拿到了奖。再比如被人诟病的和平奖，因为涉及极富争议的政治，评价体系不但难以做到一致，甚至很多颁发的奖项都不被有的国家认可。
说白了，人文体系原本就是多元化和复杂化的，它不像自然科学领域有绝对统一的标准。如此一来，这几个奖项的含金量，自然就比不过科学领域的奖项。
回到自然科学领域，诺奖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的评奖体系已非常完善，所以无论是含金量还是权威性，在全世界范围内，它就是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一个标杆。
所以说，各国追捧诺奖不是因为那点奖金，而是它承载的的最新最具普遍的科研成果。换句话说，能够获得自然科学领域的诺奖，代表了一个科学家乃至他所在国家的这一科研领域，发展到了绝对高的水平。
如此一来，设置新的评奖体系取代诺奖不是不可以，但关键的问题在于，评选出来的科研成果，是否能代表最新最高的水平。
也因此，我国未来追不追捧诺奖都不重要，关键还是要看在科研领域的投入和成果。
说的再直白一点，如果今天有位中国科学家研制成功了攻克癌症的药物，不要说得不得诺奖，就是用他的名字重新设立一个奖项，外界都不会有任何异议。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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